一个空谷幽兰、碧竹如玉的美少女，用铮铮然有金石之声的气势，宣讲着为复旦大学队敲响丧钟的总结陈词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美女正是冯见雄最默契的好搭档，虞美琴。

她的话语，有一些是冯见雄赛前提纲挈领的，但更多是她自己经过自由辩论的搏杀后，浴火淬洗，凝练而成的。从情态到语调，从肢体动作到表情节奏，无不透出一股浑然天成的美感。

“……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说过，财产私有制是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诞生的，贯穿了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注意社会，并且最终会在共产注意社会消亡。

所以，那些以‘因为在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私有财产’为导因，作出‘所以人类发展到越高级，就越该有私有财产’判断的人，都可以说是蜀犬吠日、夏虫语冰。

他们就像感恩节后生下来的火鸡一样，才观察了短短一年的时间，因为这一年里每天早上11点听到喂鸡铃响了之后就能吃到饲料，就把‘每天早上11点永远有饲料吃’当成了‘普世真理’给归纳了出来。殊不知下一次感恩节来的时候，他们要面临的就是被屠宰。

所以，当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，才能看清多远的未来。火鸡理解不了共产注意，也同样理解不了隐私权最终返璞归真地自然消亡。只有能够站在整个宇宙发展史宏观层面上思考的智者，才能理解这种历史车轮的沛然无前。

那么，原始社会的没有私有财产，和共产注意社会的没有私有财产，是一种形态么？显然不是，马克思告诉我们，前者是物质极大贫乏的无私产，后者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、泛滥后的无私产。

同理，隐私权这个概念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从无到有，再到重新消亡，也是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阶段——前者是人可以认识的人太少，而不需要隐私权概念；而后者是人类可以深入了解的人太多，同样不需要隐私权这个概念。

在资本注意社会化大分工出现之前，我们活在一个熟人社会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隐私权，乡老族长、邻里亲戚构成的社会秩序，让人人互相了解彼此的底细，所以隐私不重要。

只是资本注意把社会解构、重组成‘陌生人大合作’之后，受限于人脑的制约——根据生理学家的分析，人类的大脑如果不借助任何外力，只能构建200多个强社交关系，乃至最多数千、数万的弱社交关系。

这个数据还是根据我们这一支‘智人’来算的。而按照人类学家近年来考古的最新成果，如果是已经被我们的祖先消灭了的‘尼安德特人’，可能只能产生30~50个人的强社交关系——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是不比智人弱的，体格也反而更强。只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协作范围更低，所以才被我们的祖先智人灭种了。

所以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不依赖外界技术，只靠生理本能，最多只能熟知和运用不足200个人的底细——但在资本注意大分工下，他却需要和数以万计的人合作，因此这时候人类为了保护自己，只能用隐私把自己笼罩起来，只为了避免‘万一别人很了解我的私事，我却不了解他的私事’带来的不安全和不公平。

可见，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，这种追求这只是为了‘公平’这个次要法益而实施的权宜之计，并非人类追求的本来目标。

可是，未来随着互联网、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科技的发展，焉知人类不能借助信息科技，突破人脑的认知极限，从‘只能保持200个很熟很熟的强相互关系’，变得‘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掌握数百万人的底细’呢？只要这种技术可以实现，并且是对双方公平的，那么隐私权有和没有，又有多大关系？

设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套社会信用系统，让双方都可以平等知道对方的底细，一刷脸就自动跳出数据，那又有什么不好？

世界，将完成一个从‘每个人只对200个人知根知底’的状态，前进磨合到‘每个人都只对几十个人知根知底，而对社会的其余部分把自己包裹保护起来’，最终臻于‘每个人可以和数百万乃至数亿的人知根知底’的大成境界——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数据的采集和应用成本，正在以每年下跌数倍的指数级速度下降。

当今时代，我们或许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因为隐私泄露而导致的电信诈骗、恶意推销，但这真的只有通过历史的倒退、通过断网去解决吗？并不是！理论上，如果可以做到全国每一张电话卡都实名制，所有网络虚拟电话都强制锁死追踪ip及上网人个人id，那么电信诈骗一下子就会绝迹。

所以，这种诈骗的存在，并不是单纯隐私泄露的问题！

而是隐私泄露得不够对等、还有一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犯罪分子的隐私被藏了起来的问题！

在我们追求100实名制的过程中，或许确实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阵痛。

因为好人总是先容易被实名，而坏人总是在如何防止被实名、被挖老底方面更专业，从而可以多躲一段时间——但只要国家和产业界有行动方案，有决心，那就真的只是一段时间而已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

有如此美妙的前景，难道我们还要因为短暂的阵痛，而拒绝这件明显整体上最终会带来有利结果的事情的理由么？互联网和智能信息技术的滚滚向前，显然是带来了巨大的时代进步，而且可以根治隐私权问题。

此情此景，我们不禁要问对方辩友：难道你的母亲在生产你的时候，会因为胎儿的头部是身体上最粗大的部分，所以为了减少疼痛，而把你憋回子宫里、丝毫不顾生命的意义么？

孰轻孰重？孰主孰次？

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即使隐私权成为了一项无关紧要的、不再被社会和法律所关注的权利时，那也不代表我们不可以追求隐私、重视隐私——我方今天从来没有反对隐私权，只是在拿隐私权和人类的发展作权衡。

我们只是说，真到了那一天，这种东西已经轻微到了不值得动用法律和政策去规范而已。

对于执着于隐私的个人，我们仍然会包容地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他们可以不用手机，扔掉电脑，进山隐居。

任何时代，都会给这样的人以遗世独立的尊严——但是，我们不该以限制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为代价。谢谢，我的讲话完了。”

虞美琴铿锵有力的总结陈词，在演播室内阵阵回响，振聋发聩。

复旦大学队的四名队员，如丧考妣，感受到阵阵来自灵魂深处的绝望。

“这是什么打法？还有这种操作？！”谷和仁与白景悠的灵魂在呐喊，声嘶力竭，生无可恋。

在虞美琴的总结陈词之前，复旦大学队不是没有在自由辩论阶段反复抵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