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当当地的社会平均时薪是一小时10块钱时，有些无业游民或者低收入者，他们的时间价值比较低贱，不值10块钱一小时，那他们就会选择去帮人排队，然后假设一张火车票要排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到，他们就加价50块转手。

这时候，个人时间不值钱的人依然会亲自排队买票。而工作时薪较高、一小时值30块、50块的相对高收入人群，就会选择不亲自排队、而用每小时10块钱排队费的代价从黄牛手上买票。

按照对方辩手的理论，这种赚辛苦钱的黄牛就该不犯法了，因为他们完全是在尊重市场、出卖自己的辛苦劳力啊——但国家依然认为这种黄牛是犯法的，也认为‘仗着自己用同样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然后买人排队’的人也是不道德的，请问对方辩友又如何解释？

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，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：对于行政制约导致的稀缺资源，靠‘价高者得’也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平的加剧！”

羊薇薇这番话足足花掉了反方半分多钟的自由辩论时长，把此前省下来的优势时长一股脑儿重新花完了，估计最后反方会提前用尽该阶段的时间。

但是反方的队员们听了，都松了一口气，觉得羊薇薇这番略微冗长的发言也是值得的。

田海茉脑中一阵彻底无解。

这个问题的角度实在太刁钻。

而且关键是她一辈子都没想过“哪怕是简单出卖自己劳力赚辛苦钱的黄牛，为什么也是犯法的”这个问题。

其实，90的国人，潜意识里都觉得如果只是赚个辛苦钱，帮人代排队，那么黄牛也不该是非法的。

但偏偏羊薇薇却能妙到毫巅地把这个问题引申过来，作为攻击限牌行为“加剧社会不公平”的攻击点。

问题，又引回到了“政治正确”、“意识形态”的高度层面，一个不慎，就有可能落下“暴政的支持者”的陷阱，着实是凶险异常。

其实，从刚才羊薇薇开始发言时，虞美琴的脑海里也就已经开始高速运转，想着对策了。

她大致知道“苦力型黄牛”之所以犯法的原因，但她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知识利用、组织起来，反驳羊薇薇的观点：

“这种黄牛之所以也犯法，从法理上来说，应该是因为国家认为这种‘用时间买时间’的交易是不被允许的。

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具有行政限制/补贴的福利/保障性资源，采取了‘必须本人花资源排队’才能获取的门槛。

比如廉租房，经济适用房，不是加钱就能买的，那些是保障性的东西。必须是本户‘在本市有户口、且家庭住房环境困难程度达到xx级、持续多少年’才能申购。而假借别的‘确实很困难但连经适房都买不起’的人的‘苦’，去骗购经适房，显然是非法的。

具体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。政府希望人民是投入时间来筛选稀缺。即假设买票平均要拍5个小时队伍，一张票假设是100块钱，当地社会平均时薪是10块，那么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其实是150块钱。

但如果一个人时薪是50块钱，他实名制亲自排5个小时队伍买来票，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就是350块钱了，他买票的实际成本比穷人高得多。

政府之所以打击黄牛，为的就是‘不让时间更值钱的人有机会买时间不值钱的人的时间’，逼高时间值钱人的额外购票成本，倒逼这些人不要去抢火车这种保障性交通工具，逼得有钱人去坐大巴或者飞机。

可惜，法理依据我是知道，这番话怎么解释呢？要是直接这么说，对我方的观点就太不利了。私家车限牌拍卖就会被扣上‘加剧社会不公平’的帽子啊……”

虞美琴思前想后，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存量和逻辑是够用了，也比田海茉要高出一筹，但依然没法接住羊薇薇这最后的大杀招。

幸好，天命并不需要虞美琴来接这个招。

“请对方辩友注意：不要偷换概念！春运火车票、贫民廉租房，这些都是社会保障性资源，当然可以谈‘社会公平’问题。但私家车并不是保障性交通——城市公交，哪怕紧急状态下，出租车，这些才是保障性公交。私家车本来就是一种主要体现社交性附加值的需求，怎么可以和其他保障性务求类比呢？”

虞美琴和田海茉听到这个声音，就莫名松了口气。

冯见雄开口了，一切都能搞定的吧。